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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鄧恩銘成為中共“一大”代表的原因
徐云根
《上海黨史與黨建》2011年第4期
    1921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它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次大會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中國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當時剛年滿20歲,還是一名中學生的鄧恩銘,作為山東代表出席了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所有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鄧恩銘的年齡雖然比最小的劉仁靜大一點,但是學歷是最低的,資歷也是最淺的,還是唯一的一名少數民族代表,這是非常特殊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讓年輕的鄧恩銘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參與者和發起人。值此鄧恩銘烈士誕辰110周年之際,筆者不揣簡陋,在此做一些簡要的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主觀努力是鄧恩銘成為中共“一大”代表的主要原因
    首先,鄧恩銘從小同情勞動人民的苦難、具有救國救民和改造社會的強烈愿望,這是鄧恩銘得以成為中共“一大”代表的情感基礎。
    1901年1月15日,鄧恩銘出生于貴州省荔波縣城關的一個水族勞動人民家庭。荔波是一個美麗的山區,各族人民勤勞勇敢,這里的婦女能仿善織。然而20世紀初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中國軍閥政府統治和封建主義的剝削下,荔波各族勞動人民卻生活在無邊的苦難之中。
    鄧恩銘出生時,鄧家祖孫三代八口人的大家庭,全家僅有三間草房,二畝田。土地常年產量八九挑(每挑100斤),根本難以糊口。為維持生活,懂得些醫術的祖父鄧錦庭和父親鄧國棕,常常到盛產藥材的瑤山苗嶺采集藥材,再到荔波縣的九阡、恒豐等大集市去賣,農閑時節還走街串寨行醫。有一年暑假,鄧思銘隨行醫賣藥的父親走鄉串寨,體驗了各族人民所過的悲慘生活。當時鄧恩銘編唱了這樣一首歌謠:“種田之人吃不飽,紡紗之人穿不好,坐轎之人唱高調,抬轎之人滿地跑。” 生動地道出了當時的不平等的社會狀況。
    貴州少數民族一直以來具有極強的反抗精神,早在天平天國革命運動時期,就在臺江爆發了張秀眉領導的苗民起義;清朝同治年間,貴州省二都水族自治縣的水族人民在潘新簡的領導下也曾舉起義旗。生活在水族這種革命意識極強的環境中,鄧恩銘從小嫉惡如仇,并把張秀眉和潘新簡當作自己的崇拜偶像。特別是對水族英雄潘新簡,鄧恩銘作了一首小詩贊揚他,詩云:“潘王新簡應該稱,水有源頭樹有根?倿榍逋⒄瘮,英雄起義救民生。”
    1917年8月,16歲的鄧恩銘隨叔父黃澤沛到山東濟南求學,在離開貴州時,鄧恩銘作《述志》、《前途》詩兩首,以述其志:“南燕北飛,去不思歸;志在蒼生,不顧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頭顱熱血,不朽永垂。”“赤日炎炎辭荔城,前途茫茫事無份。男兒立下鋼鐵志,國計民生煥然新。” 鄧恩銘意欲投身革命改造社會的思想躍然紙上。
    1920年10月,鄧恩銘在《災民的我見》一文中寫道:世界上的人按理應該“人人有衣穿,有飯吃才對。為什么大大的不然,富得富得不得了,窮的窮的不得了這是什么緣故呢?”“為什么我們就窮的沒吃沒穿妻離子散?一般軍閥、官僚、政客、資本家就坐汽車,打麻將牌,吃花酒呢?”鄧恩銘繼續寫道:“我們就永遠應該受他們的支配嗎?”“應不應該想法子對待他們呢?”  
    鄧恩銘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階級不平等,貧富不平等,男女不平等,所以“按我們中國的社會情形說來,這種改造的事情,一定免不了的”,而且“改造社會這種事情確乎是我們中國的一線生機了。” 反映了青年鄧恩銘不滿黑暗的社會現實,希望改造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的強烈愿望。
    其次、青年鄧恩銘思想敏銳、追求進步、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山東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發起者和山東早期工人運動的領導者,這是鄧恩銘成為中共“一大”代表的思想基礎。
    鄧恩銘生長的年代,正是中國社會大動蕩、大裂變的年代。帝國主義列強加劇分割中國,國內戰亂不斷,人民生靈涂炭。民主革命風起云涌,武昌起義、云貴獨立、民國建立、袁世凱竊國復辟等重大政治事件接連發生,給青年鄧恩銘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1918年,鄧恩銘考入山東省立一中,省立一中寬松新穎的學習氛圍令鄧恩銘眼界大開,思想產生了很大的飛躍。在讀書求學中,開始大量閱讀進步書籍,如《新青年》、《新潮》以及《北京大學日刊》等。逐步接受新思想,追求革命真理,齊魯通訊社售書部成了他課余常去之處。
    齊魯通訊社是山東省議員王樂平創辦的,該社以宣揚新思潮、傳播新文化、促進新覺醒為根本目的。在這里,鄧恩銘閱讀了《新青年》、《每周評論》、《曙光》等進步雜志和介紹蘇俄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俄國革命史》、《辯證法》、《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社會科學大綱》等進步書籍及魯迅的著作。鄧恩銘逐步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中階級斗爭的學說,并運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觀察、分析中國的社會現象,特別是五四運動中的切身感受,使鄧恩銘的思想、立場開始了一個革命性的轉化,他從一個熱心于救國救民的進步知識青年,逐漸成長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陳獨秀函約齊魯書社社長王樂平組建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王樂平推薦了王盡美、鄧恩銘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聯系,著手籌建濟南共產主義小組。
    1920年9月,為了廣泛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推動馬克思主義在山東的學習和研究,鄧恩銘、王盡美聯絡在齊魯書社讀書活動中的一批進步青年知識分子,秘密建立“濟南康米斯特學會”(即共產主義學會),專門研究共產主義理論和書籍。11月,鄧恩銘與王盡美、王克捷、王象午、王志堅等發起組織了一個研究革命理論的團體——勵新學會,并出版《勵新》雜志,王盡美被推舉為雜志編輯部負責人,鄧恩銘擔任學會庶務,總攬會務。
    1921年春,在北京、上海黨組織的影響和幫助下,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發起成立了濟南早期共產黨組織。
    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鄧恩銘還和王盡美一起,積極組織勵新學會會員和進步青年,深入到濟南產業工人相對集中的大槐樹機廠、新城兵工廠、魯豐紗廠、電燈公司等企業的工人中活動,進行調查研究,傳播革命思想,還吸收了少數工人參加勵新學會。1921年6月,在王盡美、鄧恩銘的指導幫助下,大槐樹機廠成立了第一個工會組織——大槐樹機廠工人俱樂部。
    再次,鄧恩銘在五四運動中表現特出,是山東青年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這是鄧恩銘成為中共“一大”代表的才能保證。
    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所未有的火山噴發般的力量震撼了沉睡的中華民族。有著切膚之痛的山東人民更是感到與己休戚相關,反帝愛國斗爭很快席卷山東大地。5月7日,濟南各校學生在省議會召開國恥紀念大會,10又在演武廳舉行各校學生聯合大會。濟南各校派出代表成立濟南學生聯合會。23日,濟南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舉行罷課。
    鄧恩銘所在的省立一中也成立了學生自治會,組織領導全校的學生運動,鄧恩銘以極大的熱情參加自治會的工作,雖然不是自治會負責人,但是卻十分活躍,編印散發傳單,進行街頭宣傳,開展抵制日貨運動,到各校聯絡,充分顯示了他的演說、寫作和組織才能。不僅鄧思銘憑其出色的表現被同學們推舉為省立一中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同時兼出版部部長,在活動中鄧恩銘結識了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學生領袖王盡美。
    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讓鄧恩銘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于是他放棄了讀書救國和自救的夢想,開始積極主動地參加各種活動,奔走呼號,完全融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群眾運動中。6月10日,他和一中的學生走上街頭,勸說各商店關門罷市,并與前來阻撓的軍警展開說理斗爭。7月1日,他參加了1000多人到省長公寓的請愿活動,憤怒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無理逮捕齊魯大學學生事件。7月13日,他又和濟南數千群眾一起,包圍日本領事館,抗議日本士兵逮捕中國學生,迫使日本領事館不得不再次將捕去的學生釋放。7月21日,他又和數千群眾一起,將詆毀學生運動、宣揚賣國言論的《昌言報》社搗毀。五四運動,使鄧恩銘的思想獲得質的轉化,他開始跳出讀書救國的圈圈,探索、尋求更有效的打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拯救中國、拯救民生的道路。
    二、客觀因素也是鄧恩銘當選中共“一大”代表的重要原因
    年輕的鄧恩銘能夠成為中共“一大”代表,筆者認為除了自身努力之外,客觀因素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共早期成員對中共“一大”的普遍不重視。有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歷史意義是后人賦予的,在會議召開時人們并沒有意識到。這就是為什么我黨的一些早期的重要人物都沒有參加“一大”的原因。譬如被稱作“南陳北李”的陳獨秀和李大釗。
    因為早期的中共黨員普遍認為1920年黨就已經成立了。如: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發展》講演時指出:“1920年成立中國共產黨”。李大釗1927年在蘇聯駐北京使館存放的《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載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瞿秋白1928年在蘇聯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講演時說:“黨孕育在五四運動中,以1920年為其開端。”鄧中夏1930年在莫斯科著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寫道:“192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董必武1937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韋爾斯訪問時也說:“中國共產黨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達1954年寫給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的信也表示:“1920年夏,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發起。” 這些早期的黨員都證實了1920年5月中國共產黨開始籌建、7月正式成立。把1921年的7月作為黨的生日,是后來的事情。
    在當時, 正在廣州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陳獨秀也不認為“一大”是黨的成立大會,陳獨秀認為1920年中國已經建立了共產黨,已經有了全國性的組織,“一大”不過是各地黨組織派代表召開的統一主張的一次會議,并不是時下最重要的事情。
    包惠僧曾回憶說,在廣東推選“一大”代表的那次會上“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 而自己沒必要親自參加,連小組書記譚平山都不必前往。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選舉出席中共“一大”代表時也一樣,李大釗甚至都沒有出席那次選舉代表的大會,許多北京小組的重要人物,如鄧中夏、羅章龍等均以有別的事情,加以推脫。劉仁靜回憶自己當選“一大”代表情景時說:“1921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倆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張國燾、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記不清楚。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于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去出席一大”。  劉仁靜還說:“選代表的那次會是認真的,氣氛也是好的,缺點在于我們沒有預見到一大的歷史意義,因而使得這莫大的光榮不適當地落在了我的頭上。” 這應該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因為劉仁靜在當時北京小組中年齡最小,資歷也是最淺的。
    恐怕山東共產主義早期組織也存在類似的情況。雖然鄧恩銘在山東小組中表現很特出,但是,無論從資歷還是年齡來說,作為“一大”代表稍顯稚嫩,而王樂平作為山東代表似乎更有資格。
    王樂平早年就追隨孫中山,參加過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并擔任山東省議會議員。五四運動中,王樂平以高昂的熱情,為收回山東主權奔走于京、滬之間,參加了山東各界赴京請愿團,與大總統徐世昌進行過面對面的說理斗爭,是山東反帝愛國運動的風云人物。“五四”以后,他又積極宣傳新思想:1919年10月,在濟南創辦齊魯通訊社,并附設售書部,與京、滬、廣等地的進步團體建立了密切聯系,大量銷行進步書刊,成為濟南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王盡美、鄧恩銘等進步青年就是在這里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在探索改造中國和社會的道路中逐步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因此,王樂平名聲大震,成了山東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受到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等人的賞識,與之建立了密切關系。王樂平與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張國煮也早有來往。 
    以往史學界一直認為王樂平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員,而是國民黨員,所以在陳獨秀函約王樂平在濟南組織共產黨組織時,王便“向陳獨秀推薦熱衷共產主義的幾名青年學生”如王盡美、鄧恩銘。
    但山東黨史研究專家殷漢文、李肇年經過考證研究認為,王樂平應該是一個共產黨員。同時鑒于當時王樂平的名氣、地位、影響和思想狀況,他應陳獨秀函約,在濟南組建共產黨組織一一共產主義小組是順理成章的。殷、李認為一個共產黨員,受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當時實際上是個總部)書記陳獨秀之約在濟南建立共產主義小組,這重任他能交給中學生去辦嗎?不大可能。 既然王樂平是濟南小組的成員,那么他應該比鄧恩銘更有資格當選為中共“一大”代表。但是跟廣州、北京小組情況相似,王樂平擔任的社會職務比較多,工作應該十分繁忙。所以選派沒有什么社會職務、時間比較多的學生鄧恩銘出席也是合乎實際的。
    三、中共“一大”對青年鄧恩銘的影響
    1921年6月,上海共產主義早期組織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并通知全國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各派兩名代表出席。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代表李漢俊寓所正式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共有來自北京、上海、山東、湖北、湖南、廣東、日本等地的13名代表,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會議還選舉產生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由于當時黨員的數量少,各地組織也不健全,會議決定暫時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只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擔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
    鄧恩銘是當時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最年輕的成員之一。因此,參加中共“一大”,對年輕的鄧恩銘來說影響重大。
    首先,對鄧恩銘來說這是一次很好的學習和鍛煉機會,也大大地開闊了他的眼界。鄧恩銘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參加全國性的活動。他在這里遇到的都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代表人物,閃爍著時代風采的革命先鋒。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聚會,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一個很好的學習和交流機會。鄧恩銘和王盡美兩人很早就來的了上海,在等待開會的時日,鄧恩銘無視上海這個大都市現代風光的誘惑,足不出門,貪婪地閱讀著大會發起組準備的有關資料和代表們帶來的各種書刊。還拜訪其他代表,熱情與他們交談,向他們求教工作和學習的經驗,虛心學習,這給與會代表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張國燾后來在《我的回憶》中談到鄧恩銘和王盡美時這樣寫道:“他們來到上海以后,仍本著學習的精神貪婪地閱讀有關書籍,有時且向到會的代表們請教。” 
    當然,作為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鄧恩銘也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在這次會議上,鄧恩銘、王盡美代表濟南早期黨組織向大會匯報了山東黨組織組建的過程,并對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湖北代表陳潭秋回憶說:“王、鄧兩同志那時是兩個最活潑的青年,后來王同志在努力工作中病死了,鄧同志被捕,在濟南被韓復渠槍斃了。”
    其次,參加中共“一大”,使鄧恩銘更加堅定了自己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信仰,同時也明確了工作目標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大會通過的綱領和決議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共產國際。綱領還明確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并確定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主義。黨在今后的主要內容是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和開展宣傳工作。
    通過中共“一大”,鄧恩銘進一步認識到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會議結束后,鄧恩銘和王盡美帶著在上海得到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淺說》、《工錢勞動和價值》等馬克思主義經典書籍回到濟南,認真研讀并廣泛宣傳。
    1921年9月,鄧恩銘與王盡美等人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一個公開的學習團體,鄧恩銘在學會中不僅加強了自身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還經常與會員進行熱烈的討論,相互交流,相互學習。許多濟南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的老成員,都曾回憶當年學習馬克思主義時的熱烈情景。于佩文回憶說:“王盡美、鄧恩銘二同志,到上海參加共產黨成立大會歸來,帶回了一些黨的宣傳文件,如《共產黨宣言》等小冊子,在幾個學校寄售。”還“帶回來一些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像片、紀念章等,很快地被人們搶購一空。”
    后來,學會人員還注意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名義開展活動,鄧恩銘在該學會的學習和組織過程中,逐漸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1922年1月,鄧恩銘出席了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貒蟾鶕醒胫甘鞠群蠼M建了中共淄博礦區支部和中共青島支部,并擔任青島支部書記。同時在青島發動和領導了膠濟鐵路大罷工以及紗廠工人大罷工。1925年8月,鄧恩銘任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擔負起領導全省職工運動,農民運動和統一戰線等各項工作的重任。成為了我們黨的一名優秀領導干部。
    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出賣,鄧恩銘被捕。1931年4月5日,鄧恩銘被殺害于濟南緯八路刑場,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時年僅3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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