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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中共一大研究述評
倪興祥  徐云根
《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
    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標志,中共一大在中共創建史中的重要地位是無可置疑的。長期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一大研究一直是黨史工作者十分關注的課題。進入新世紀,恰逢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全國各地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研究中共創建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史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美〕舒衡哲編《張申府訪談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版)、吳少京主編《親歷者憶——建黨風云》(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等。這期間刊出的新發現的重要資料有《俄羅斯新發現的有關中共建立的文件》9件(2001年《百年潮》第12期)、《張國燾關于中共成立前后情況的講稿》(2002年《百年潮》第2期)。著作方面最有影響的是2002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一卷,這是一本涉及中共創立的權威著作。此外曹仲彬著《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劉宋斌、姚金果著《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馬連儒著《風云際會——中國共產黨創始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日〕石川禎浩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工具類書籍有倪興祥主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大事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論著目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十年來發表有關中共一大研究文章100多篇,召開過多次全國或地區性的一大學術研討會,對中共一大的許多問題提出了新的觀點,推動了一大研究的深入開展。
    (一)    關于一大的發起與籌備問題
    對于中共一大會議的發起籌備問題,以往學術界根據董必武、李達等一大代表的回憶認為,馬林來華之前國內沒有召開一大的動議和籌備活動,所以一大的召開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提議有關。還有學者提出尼科爾斯基 是中共一大會議的具體發起建議者。 最近有學者否定了此說法,認為中共一大的發起者不可能是尼科爾斯基,中共一大是自行籌備召開的。雖然在名義上馬林協助尼科爾斯基,完成遠東書記處的工作,但在全局性的工作中,馬林始終居于主導地位。另外從兩人的經歷來看,馬林赴華時已經擁有在東方殖民地工作的豐富經驗,這一點遠非尼科爾斯基所能比。所以不難理解馬林在實際工作中對中共的早期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尼科爾斯基來華與中共一大的召開并沒有因果關系。中共一大的召開不是馬林的建議,更不是尼科爾斯基建議召開的。
    (二)關于代表人數和代表資格問題
    史學界對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數一直有爭論,主要是12人說和13人說,以往問題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資格上,最近何叔衡有沒有出席一大會議又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
    1、包惠僧的代表資格問題
    關于包惠僧的代表資格問題爭論一直比較多,有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兩種主要說法。正式代表說又分為三種:一是湖北代表說,這種說法主要見之一大代表張國燾的回憶。二是廣東代表說,在一大代表中,周佛海、陳潭秋、董必武及包惠僧本人都持這一說法,在學術界支持這一說法的也比較多。 三是陳獨秀指定代表說。 非正式代表說則有兩種說法:一是串門子說,出自一大代表劉仁靜;二是觀察員說,此說最早出自日本學者小野信爾的《圖說中國歷史》一書(1977年版),在中國學者中也有持該說者。 近十年中有許多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進一步探討,觀點比較一致,即包惠僧是廣東代表。 此外還出現了新的說法,即包惠僧是臨時中央和陳獨秀之間的聯絡員。 作者認為包惠僧代表資格爭議的原因是沒有搞清他的身份,包惠僧不是代表,是陳獨秀派往臨時中央和向大會組織者說明情況的使者。研究者通過分析廣東黨組織推舉一大代表的過程,又根據包惠僧5月由上海到廣州、7月從廣州回上海、一大后又回廣州請陳獨秀回上海,指出:“他有不是代表而有可能參加大會比一般黨員較特殊的身份,是陳獨秀派向臨時中央和大會組織者匯報說明情況的使者”,正是這種特殊的使者身份使其能夠接近李達等大會組織者和大會代表,能夠進入會議的秘密地點博文女校,能夠自始至終參加大會且被大會委以至關重要的保衛工作。李達作為大會的召集者、臨時中央的負責人,最清楚包惠僧的身份,最應該知曉內情,其回答應具有權威性,他從不承認包惠僧的代表資格。而其他代表則對此看法不一:有的(如毛澤東、劉仁靜、董必武)認為,既然他不是各地黨組織選出的代表,所以不算正式代表,即使參加了也是列席;有的(如張國燾、陳潭秋)認為,既然他自始至終參加了大會,在一大討論中積極發言并負責大會的保衛工作,又考慮到他原是湖北黨組織創始人和負責人,且1921年1月就參加臨時中央,就應該算代表。至于屬于何地的代表,有人認為他來自廣東,自然屬于廣東代表;有人認為他原是武漢的黨組織負責人,把他歸于湖北代表(如張國燾);有人認為他是陳獨秀派來的,所以是陳獨秀的代表。此事是因參加者理解不同才有不同的提法,大會對此并沒有統一認識。
    2、何叔衡有沒有出席一大
    何叔衡是中共湖南早期組織選出的中共一大代表,是沒有什么疑問的,但是何叔衡有沒有出席一大,有一定探討余地。提出這一疑問的依據來自張國燾。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有學者認同這一說法 ,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這一說法一直沒有什么大的反響,在一些有關中共一大研究綜述的文章中甚至都沒有提及。進入新世紀后,有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考證。 作者根據陳公博1924年回憶、黨的六大上繪制的一大代表名單、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給何叔衡的復信、《毛澤東自述》、其他一大代表的回憶、《謝覺哉日記》等十幾個方面的材料進行分析后肯定地說: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
    (三)關于中共一大的閉幕日期
    由于中共一大的開幕日期已經基本確定,長期以來一大的閉幕日期成為中共一大研究中的熱點問題,這方面的研究文章也比較多。關于這個問題,2001年以前大體上有四種觀點:
    一是7月31日說。 主要依據董必武、劉仁靜、包惠僧、周佛海等多位一大代表的回憶。
    二是8月1日說。 主要依據董必武和張國燾的回憶。
    三是8月2日說。 主要依據王會悟的回憶。王會悟雖然不是一大代表,但是大部分代表在回憶中都提到南湖會址的具體安排是她一手承辦的。因此她關于一大閉幕時間的回憶,應該比較可信。
    四是8月5日說。主要依據前蘇聯檔案《駐赤塔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斯穆爾基斯的信》和陳公博的回憶。一些學者認為“8月5日閉幕一說更有說服力” 。
    近十年中,學者們對這一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7月31日說已經被基本放棄,但對8月1日說 ,8月2日說 ,8月5日說 ,則依據新的史料進行了進一步闡述。同時還有學者提出了8月3日這一新說法。 作者首先否認了8月5日閉幕說,原因是:張國燾、李達、周佛海等中央局成員回上海后一定會召開一個中央局會議具體部署中央工作,會后也肯定會向馬林等告知一大會議和中央局會議情況,或者馬林和尼克爾斯基直接參加了中央局會議?怯凇秮喎侨嗣瘛1972年第6期的《駐赤塔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斯穆爾基斯的信》寫道:“從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斯穆爾基斯的一手材料來自尼克爾斯基,而尼克爾斯基或斯穆爾基斯可能將一大畢會時間和選出的中央局成員在上海開會的時間混在一起了,這可能是8月5日閉幕說法的由來。而8月3日閉幕的理由是:第一,根據《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和《申報》關于該案的報道可確定陳公博攜新婚妻子去杭州是7月31日,回上海應是8月3日或4日,考慮陳公博回上海后與周佛海等聯系不便等原因,周佛海找上他尚需時間,大會應該于8月2日或3日結束。又根據王會悟“兩天以后才決定到嘉興南湖船上去開”的回憶可分析出:是“兩天以后”的2日決定續會(“兩天以后”是指8月2日),經部分代表提議決定8月3日到嘉興南湖續會,于是通知所有在上海的代表,并派王會悟到車站了解情況。第二,考慮8月5日回上海開中央局會議,8月3日閉幕更合理:若8月1日或2日一大已閉幕間隔時間太長。第三,8月3日閉幕,更符合“隔了4天”說(31日至3日)。
   (四)關于“南陳北李”未出席一大的原因
    在中共創建過程中,被稱為“南陳北李”的陳獨秀和李大釗均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兩位主要創始人卻同時缺席一大,這是什么原因呢?這一直是廣大史學工作者十分關注的問題。
    對于陳獨秀沒有出席一大的原因,以往學術界主要認為是由于公務繁忙無法出席大會 ,依據是陳潭秋和包惠僧的回憶。而李大釗未出席一大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幾種說法:1、為了籌備少年中國學會年會 ;2、因為校務繁忙 ;3、領導北京教職員“索薪斗爭” ;4、因為受傷住院。 總的來看陳獨秀、李大釗兩人都是因為公務繁忙,所以沒能出席中共一大。
    最近有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有人認為陳獨秀沒有出席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對共產國際包辦一大有意見 ,公務繁忙只是他拒絕出席一大的說辭。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是北京共產主義早期組織在選舉一大代表時,沒有推選他。 還有學者認為,透過“公務繁忙”的表象,“南陳北李”沒有出席中共一大的根本原因是他們對一大會議不重視。 因為在他們兩人看來中國共產黨早在1920年便成立了,參加不參加一大意義并不大。
    (五)一大會場突被巡捕搜查的原因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正式開幕,之后幾天的會議一切正常。但是7月30日晚,法租界巡捕房派出十多個荷槍實彈的武裝警探,突然包圍會場進行搜查,不久撤走,全體代表安然無恙。這曾是一個疑案。在一大代表的有關回憶中,說到被搜查原因的有四人。張國燾說:“當時我們保密觀念很薄弱,可能當大會在博文女校進行時就已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舉行也未逃掉他們的耳目,所以他們很可能有一網打盡之計,故選在馬林與尼可羅夫 參加時下手。” 陳潭秋的回憶與張國燾的說法相近,他說:“我們的推測,偵探發現我們的會議,是由博文女校跟蹤而得的。” 李達回憶說:一大會場被搜查“是因為馬林用英文大聲演說,夾雜著說了好幾次中國共產黨,被法國巡捕聽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場風波”。 董必武說:“開會為什么被敵人發現呢?因為那時,外國人到中國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國際代表馬林進去時有人就跟著走進去了。” 以上的回憶都只是他們自己的推測,沒有什么根據。
    有學者根據警察局有關檔案認為一大會址被搜查是因為馬林的行蹤早已暴露。 后來日本學者根據荷蘭外交部幾份檔案再次肯定了這一說法。 不過最近有學者根據新發現的材料否定了這一傳統說法,認為這是巡捕房華人偵探程子卿偶然中發現一大會場的。 當時程子卿向位于一大會場隔壁的全國各界聯合會傳達開會須提前48小時通知警方的命令,無意中發現了一大會場。作者以前認為程子卿之所以能發現會場無非有兩種可能。一是走錯了門,二是因聽到106號有外國人說話而引起了疑心,于是強行闖入。但是后來根據材料發現,程子卿是因為弄錯了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地址而誤入會場。也正因為如此,當程子卿發現一大會場時,一時也沒了辦法,只得回去找人來查拿。而這來回之間的時間,就成了一大代表們脫身的機會。
    (六)關于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央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重要議程之一,就是選舉產生中央領導機構。對于這一選舉產生的機構情況,長期以來的說法認為由于當時黨員數量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會議決定暫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先組成中央局,負責領導全面工作。會議選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但是有學者認為,稱一大“選出”中央局,并無原始文獻依據,中共一大選出的三人應是“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陳獨秀是“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從廣州回到上海與張國燾、李達會合后,組成黨中央常設機關——中央局。由于執委會委員只有三人,因此同時兼中央局委員。實際上是由“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兼“中央局”。其主要根據是:其一,一大黨綱與決議的規定。其二,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于時局的主張》。其三,1921年10月13日駐赤塔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斯穆爾基斯的通信稱,代表大會在結束時選出了由四個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委員會。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總部主任就是其中之一。 其四,一大代表張國燾、董必武等人的回憶。其五,早期文獻史料的講法,如蔡和森1926年作《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鄧中夏1930年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等。
    (七)一大會議文獻研究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是中共一大通過的兩個正式文件,不過它們只有俄文本和英文本,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其中文原件。但是這兩個文件對一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直以來是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尤其對于《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的研究更是如此,因為綱領是一個政黨的旗幟。
    關于《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所缺失的第十一條內容及缺失原因,曾有人進行過初步考證和研究。關于缺失的原因有這么幾種說法:1、遺漏說。 2、技術錯誤說。 3、刪除說。 關于其可能的內容也有幾種說法:1、有關黨的宣傳工作。2、有關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關系。3、有關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關系。 4、有關黨的組織原則,即關于民主集中制的規定。
    近十年來學者們對一大黨綱的文本內容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們將一大《綱領》與《共產黨宣言》、共產國際綱領、俄共黨綱進行了比較研究后認為:“‘一大’黨綱的理論淵源于《共產黨宣言》、共產國際綱領以及俄共黨綱,因為‘一大’黨綱中的‘黨的名稱’、‘奮斗目標’、‘組織原則’、‘入黨條件’與上述文件及綱領中的規定有很大相似之處。” 而日本學者通過考證比較后,指出一大的文件是以美國統一共產黨的黨綱作藍本的,“章程的藍本是《共產黨》月刊第2期翻譯發表的《美國共產黨黨綱》”,“決議也分明參考了刊登在同一期《共產黨》月刊的《美國共產黨宣言》”。
    還有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文本屬性進行了研究,通過對綱領的體例、內容等方面的研究后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的性質應該是章程,即黨章,所以,應該正式定名為《中國共產黨章程》,簡稱“一大黨章”或“一大章程”,這樣,既準確地揭示了文件的性質,也合于長期以來黨內生活所形成的習慣。
    同時有研究者重新解釋了中共一大沒有采納列寧殖民地革命思想的原因:“第一,在中共‘一大’時共產國際與中共在組織上尚未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中共還有制定政策的獨立性,可以依據自己的理解來舍取共產國際的指示。第二,在中共‘一大’時中國共產黨人還缺乏全面認識中國的國情和正確估計自己的力量。”“限于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在組織方面的關系和中國共產黨人的認識水平,中共‘一大’未能采納列寧的殖民地革命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是否是中共一大正式文件提出了質疑。作者認為這兩份被我們長期當作正式文件使用的文獻中文本,是譯自1957年蘇聯歸還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中的俄文本。2006年春,作者曾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看到了這兩份文件的俄文本。它們分別是一個名為“中國的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文件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作者經過對它們以及該文獻英文本的來源和內容的分析,同時根據對一大議程的史料梳理,認為,由于在一大會議中存在許多爭議的地方,所以一大未曾通過正式的綱領和決議,我們現在看到的文件很可能僅僅是一個草案,甚至可能只是一個匯報材料。
    (八)關于出席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
    在中共一大的15位參加者中,有兩位外國人,他們分別是俄國人、共產國際使者尼克爾斯基和荷蘭人、曾擔任過列寧工作秘書而由列寧推薦來華的共產國際正式代表馬林。
    長期以來,研究者往往強調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對中共一大的作用,依據主要來自一大代表事后的追憶。包惠僧回憶道:“中共‘一大’完全是出于馬林一手籌劃的”,“他到上海之后與李漢俊、張國燾等人商定中共‘一大’在上海舉行會議” 。近年有學者撰文認為馬林對中共一大的作用可能并不像以往人們認為的那么大:“他到上海后,配合尼克爾斯基工作,參與了‘一大’會議的籌備工作,部分地出席了在上海舉行的會議,并及時識破了闖入會議室的租界暗探的身份,使這次會議得以繼續異地舉行。會議期間,馬林也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但主要觀點并未被多數代表接受。”
    而對參加中共一大的另外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在一大期間的作用如何,研究者一直不是很清楚。包惠僧認為尼克爾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而張國燾則認為尼克爾斯基的身份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很多黨史專著、教科書干脆不提尼克爾斯基這個人,即便提及也只是承襲包惠僧或張國燾的說法,而關于他的其他情況則一無所知。
    不僅我國學界對尼克爾斯基的情況知之不詳,蘇聯和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們對尼克爾斯基的情況也曾經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是缺少此人的檔案材料。近年來,俄羅斯和蒙古學者經過不懈的努力,終于查到了尼克爾斯基的檔案,將他的身份搞清楚了。原來尼克爾斯基是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到中國去的,任務主要有這么幾項:1、同馬林一起幫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籌備和舉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2、擔負職工國際(更確切地說,是在赤塔設有分會的國際工會聯合會)代表的職責;3、負責向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以及當時在華工作的其他蘇俄共產黨人提供經費。尼克爾斯基的真實身份是一名蘇俄情報人員。 另外還發現了尼克爾斯基的照片,也填補了長期以來所有歷史書籍和陳列展覽中,中共一大15位參加者照片不全的缺憾。

    綜上所述,在過去十年里,中共一大研究取得不少成績?偟膩砜慈〉玫某晒不是太多,主要表現在近十年以來發表的論文和出版的專著數量相比前十年要少,提出的新觀點不多,很多有爭議的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原因首先是人才缺乏。很多原來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的專家學者轉向去研究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了,中共創建史研究的人才青黃不接。其次是資料匱乏。由于中共是在秘密狀態下成立的,后來又長期處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之中,關于中共一大的原始資料很少保存下來。過去發表的當事人回憶,大都是在30年代中期以后寫的,史實尚欠準確詳盡,說法也極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所以在中共一大研究中產生了很多有爭議的問題,要統一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還有待于新材料的發掘和深入研究。
    今后該方面的研究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加強中共黨史學科建設,努力培養一批有志于中共創建史研究的青年人才。第二、進一步開放歷史檔案、發掘史料。如上世紀90年代公布了一大批共產國際檔案,對中共創建史研究產生過重大影響。第三,在繼續進行微觀研究的同時,加強宏觀研究,特別是對中共一大召開的歷史條件、功績和局限性以及歷史影響等進行深入的研究。目前已經出版的所有有關一大的專著,基本都反映中國共產黨整個建黨的歷史,只是把中共一大作為一章或一編來論述,因此,嚴格來說還沒有一部專門的《中共一大史》,這與中共一大的歷史地位是不相稱的。應該盡快出版一部系統的高水平的《中共一大史》。第四,應該拓寬研究領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中共一大涉及的問題很多,我們要在已有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還要通過比較研究,如把中共一大與中共二大以及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建立等等加以比較,使研究進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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