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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黨時期李漢俊思想述論
徐云根
《上海黨史與黨建》2008年第2期
    李漢俊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共創立時期最有影響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于李漢俊的研究似乎缺乏足夠的重視,據統計近20多年來有關李漢俊的介紹及研究文章僅有三十余篇。(1)而且研究的面也比較窄,主要集中在李漢俊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建黨的貢獻以及李漢俊脫黨原因的探討等方面。對于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還遠沒有達到深入透徹的程度,對李漢俊思想的研究更近似空白。這種情況我認為是跟李漢俊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的重要地位極不相稱的。值此李漢俊烈士犧牲80周年之際,我想對建黨時期李漢俊的思想進行一番初步梳理和探究,以便我們對李漢俊在建黨時期的地位能夠做出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以此作為對革命烈士的一種紀念。本文擬從四個方面對李漢俊在建黨時期的思想作一簡要論述。
    一、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主張走俄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五四以后,面對中國積貧積弱和軍閥政府黑暗統治的社會現實,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所有進步的中國人都在思考怎樣改造中國這個問題。而當時各種思潮紛至沓來,什么實業救國、教育救國;互助運動、新村運動;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等各式各樣的方法和主義,你方唱罷我登場,紛紛擾擾,使人如墜云霧,一時摸不著方向。與此相反,李漢俊卻很早就辨清了方向,那就是中國必須走俄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1904年,年僅14歲的李漢俊,在吳祿貞的資助下,東渡日本留學。這時的日本正是明治維新以后,工業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也越發明顯的時候。隨著從西方傳來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社會主義團體和政黨在日本開始成立。在各種社會主義的流派中,馬克思主義亦成為一些日本社會主義者研究和傳播的對象。身在日本的李漢俊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同時結識了一些日本的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進步人士如界利彥、宮崎滔天等。李漢俊和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一樣,經過反復推求和比較,終于認定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李漢俊盛贊馬克思學說是現在理論的最高成就,對后進的中國“實在是最美滿的天賜品”。(2)
    1919年8月,回國不久的李漢俊翻譯了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菊榮著的《世界思潮之方向》,在《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上連載,文章熱情謳歌了俄國的十月革命,指出:“俄國革命發生以來,世界形勢日日變化。”社會主義、勞工運動已成為世界潮流之方向。“世界實在向無產階級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飛猛進。已經成了一大勢。”在文章的結尾李漢俊自問自答說:“我們中國怎么樣?——中國決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3)
    隨后李漢俊在翻譯日本社會主義者佐野學的《勞動者運動之指導倫理》時,更稱社會主義是與無產階級的形成相伴而生的以圖解決勞工問題的一類思想。是一種主張建立完全消滅勞力榨取制度的“新文明”。(4)
    李漢俊之所以主張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一方面是因為李漢俊通過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說的研究(他曾先后翻譯過《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價值、價格與利潤》、《工錢、勞動與資本》、《資本論》序言等),使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是通過對世界近代歷史和中國的社會的現狀進行了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李漢俊認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是“近代文明和罪惡的根源”,它獨占生產資料,壟斷市場。李漢俊稱資本家是強盜,資產階級是強盜階級,因為他們“以國家、法律、道德為堡壘、以智識為武器、以金錢為彈丸、在青天白日之下、萬目環視之中、掠奪平民財產、剝削平民血汗。”他說資本家與一般強盜的區別“不過一個是用制度的勢力去搶、一個是用破壞制度的個人腕力去搶罷了。所以說資本家是強盜、資本家階級是強盜階級。”(5)李漢俊進一步說:“我們雖然沒有因資本主義下的產業發展,像先進各國人民受過那樣苦痛;但因先進各國人民的教訓,也就應該曉得非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產業了。” (6)
    所以資本主義雖然使生產工具有了極大的發展,生產力有了高速度的進步,但是它終究要被社會主義所取代。李漢俊在《中國的亂源及其歸宿》一文中說道:“俄國的社會革命,決不是一俄國人底事,也決不只是一俄國底事,也決不表示發生社會革命的環境只在俄國成就了;乃是全世界人都要推翻資本主義的表現。……總之資本主義底崩壞在世界已經是一定的必然了。”(7)
    李漢俊認為中國如要趕上世界進步的步伐,就只有走社會主義這條唯一正確的道路。他在《我們如何使中國的混亂趕快終止?》一文中說道:“中國的混亂是中國進化急速的表現,要到進化到了社會主義,才能終止。我們要使中國底混亂趕快終止,自然要努力使中國進化到社會主義。” 同時李漢俊還說道:“現在中國要進化到社會主義,沒有要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階段的必要,可以直接向社會主義上走去,并且資本主義在現在的中國沒有充分發展的可能,以中國現在的環境又有直接向社會主義路上走去的必要。”(8)
    李漢俊說:“中國底生產力雖然沒有發達到能夠使中國人發生要求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意志,但因先進各國底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充分發展的產業底下受了痛苦的教訓,中國人就可以發生這意志了。”(9)
    李漢俊主張的社會主義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俄式的社會主義。為了實現他的主張他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對于當時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李漢俊均做了介紹,并總結出社會主義的最低限度的基本原理為:“在一般社會上取平均主義,在產業上使產業機關為社會共有,使分配平等。”通過比較,他認識到近世社會主義“以馬克思底社會主義為中樞”。(10)
    期間李漢俊翻譯和撰寫了許多介紹蘇聯社會主義的文章,如《俄羅斯同業組合運動》(《新青年》8卷1號)、《我在新俄羅斯的生活》(《新青年》8卷1號)、《蘇維埃共和國產婦和嬰兒及科學家》(《新青年》8卷2號)、《勞農制度研究》(《共產黨》第5號)等,在他看來,中國要真正獲得民族獨立和解放,就必須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走社會主義道路,建立蘇俄式的勞農政權。
    李漢俊認為:“馬克思主義在各國都是不一樣的,在法國為工團主義,在英國為基爾特社會主義,在德國為社會民主黨,在美國為I.W.W,在俄國為布爾什維克,……其實除蘇俄的布爾什維克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以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歪曲了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并無相同之處。”(11)
    在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的同時,李漢俊對以張東蓀為代表的基爾特社會主義進行了批駁,針對張東蓀所說的:“我們主張的社會主義既不像工行的社會主義建立一個全國工行,又不像多數的社會主義組織一個無產者專政政治,更不像無治的社會主義廢去一切機關,復不像國家的社會主義把所有生產收歸國有,乃是渾樸的趨向。”李漢俊尖銳地質問:“既然是主義,一定有一個內容;斷沒有只有趨向而無內容的,可以說是主義。”同時李漢俊說明:“社會主義、雖然也有人說不是一個嚴格的主義、只是一個世界的時代精神。但這不過是因其內容復雜、不能像別的主義、下嚴格的定義罷了、不是說他無內容的。”“決不只是一個趨向。唯有東蓀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是無內容的、僅有一個趨向、并且還是一個渾樸的趨向。” 他的那個社會主義“是一個走投無路的”社會主義,“是他一個人的社會主義”。(12)
    李漢俊在《社會主義是教人窮的嗎?》一文中,批駁了張東蓀“要使他們能夠營‘人的生活’”“就想到要發展實業,因為要發展實業就要主張資本主義。因為要發展資本主義,于是就反對社會主義。”(13)揭露了基爾特社會主義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真實面目。
    從一些同時代人的回憶來看李漢俊確實是主張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董必武曾經回憶說:“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里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14)日本記者芥川龍之介也說:“李氏年方28,從信仰上看,他是個社會主義者。”(15)
    二、反對改良和調和;主張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
    有人說李漢俊有改良思想,(16)李漢俊不主張實行無產階級專政。(17)事實果真如此嗎?我認為恰恰相反,李漢俊是反對改良和調和的,他是主張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的。
    早在1919年10月,李漢俊在寫給董必武的一封1.5萬字的長信中,就詳細地闡述了他對于社會改造的意見,李漢俊在信中對調和主義和教育救國論這兩種錯誤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說:調和主義是英國政治家用的一個詞,調和是用在性質相同,不過質量有點輕重,顏色有點濃淡的東西里面的,中國與英國的歷史背景、價值觀、社會性質均不同,而中國的調和者,看不到這些,用英國進化的辦法解決中國的問題,是行不通的。通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失敗,說明中國不能實行調和主義,只能革命。教育與社會是局部與全局的關系。李漢俊說:“我向來不信局部的改良,不信有局部的改良,不信局部能夠單獨改良。”“要改造局部,就非破壞了那個全部,另造出一個適合這個局部的有機的全部。”“沒有舊的破壞就沒有新的建設。沒有舊的全部破壞,斷沒有新的全部改造。斷沒有新的局部的改良。這個舊的與新的、舊的全部與新的局部,新的全部與舊的局部,是沒有調和的。”“我們現在要救中國只有大破壞、大創造、大破壞。!大建設。!”(18)
    1920年4月,李漢俊對來訪的日本《大阪每日新聞》駐上海特派員芥川龍之介、記者村田孜郎兩人說:“當今中國該走什么路?要解決這個問題,非共和也非復辟,這般的政治變革是改造不了中國的。過去既已證明了這點,現在亦證明了這點。那么,我們該努力去做的唯有社會革命一條路。” (19)
    當時調和主義一度盛行,李漢俊積極揭露它的欺騙實質,他提醒勞動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對立階級,階級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勞動者只有對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階級斗爭,奪取政權才有出路。
    李漢俊在《調和者與神經病》一文中,諷刺抱定“社會主義與階級斗爭并非勞動運動的唯一手段”的美國勞工聯盟主席龔伯斯,說他試圖調和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利益,準備在華盛頓召開的“勞資協議會”上通過國際勞動者保護條例,又適逢I.W.W運動,兩面夾擊下,竟得了精神病。(20)
    1920年春,日本出版了一本叫《三益主義》的書,說是照它那個法子,可以做到資本家也得益、勞動者也得益、消費者也得益的地步,可以免除階級的斗爭,作成階級的互助,李漢俊說這真是要讓人笑彎了腰。“互助上面加上階級兩個字、天下有這么好的互助方法、恐怕太陽要從西邊出來呢?”(21)
    李漢俊對于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張東蓀希望“工人對于工人講互助。而不希望工人對于資本家相沖突。”的調和主義觀點也進行了批駁。李漢俊指出:“近代產業底發生、其必然的結果、一定產生資本家與無產階級底對立。”工人“他們底相互間的同情心、互助觀念、團結、組織;一定是要他們有了階級的覺悟;曉得他們的共同的敵人是資本家、他們底利害是一致;曉得他們底利益不是巴結資本家、互相排擠敵視、可以得到、一定是要以資本家為敵標、互相援助、才可以得到;才能發生、才能成立的。”“而張東蓀君只希望工人對于工人發生同情心、工人對于同階級發生互助觀念、工人有團結有組織;而不希望工人有階級覺悟;這是叫人走投無路么?”(22)
    李漢俊十分重視階級斗爭理論,他在文章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有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民主主義,而階級斗爭學說猶如一條金線將這三大部分從根本上縫起來,使“其為一個完整的大的組成部分。”(23)李漢俊還認為:“社會組織底變革是要人底意志底——或為其表現的階級斗爭——來實現。”“離開了階級斗爭來解釋唯物史觀,唯物史觀就要變為機械論。”(24)階級斗爭的手段有許多種,最有效的手段是像俄國那樣,用暴力徹底推翻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勞農專政的國家。
    同時李漢俊對什么叫革命進行了介紹,他說:“革命呢?是要將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一切舊來的思想、道德、制度、組織、從根本上推翻完全、在新基礎上。改建社會的運動。這種革命是鼓動知識階級的新思想,和從實際的經濟的壓迫、不得不起的、貧民階級的反抗運動、兩種激流相合時所激發的。”(25)
    1921年6月7日,李漢俊在《共產黨》月刊第5期發表了《勞農制度研究》,對俄國的社會主義勞農制度進行了熱情的宣揚和介紹。第一次較為詳盡地向中國人民介紹了蘇俄政治制度的產生、結構、運作等。他指出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實現了無產階級的獨裁統治。這種政治制度是“根據階級對立的事實,以產業的單位所舉的代表做基礎的。”在俄國革命中,具體產生了勞農會(蘇維埃),“一切權力歸勞農會。”李漢俊在《勞農制度研究》一文中,還闡述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中間,有一個革命的過渡期。這個就叫做政治上的過渡期。這個政治上的過渡期,即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獨裁政治。”
    三、反對加入國民黨;主張建立無產階級政黨
    在傳播馬克思主義之初,李漢俊與《星期評論》社的同事戴季陶、沈玄廬等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為什么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他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根本的原因在于對待革命的實踐上,戴季陶、沈玄廬等僅僅限于宣傳,一遇到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要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的時候,便退出了“聯合戰線”。而李漢俊卻勇往直前,堅定不移地用馬克思主義這個先進的理論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實際中來。作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最初成果就是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李漢俊是這個偉大成果的直接參加者和組織者。
    過去有人說李漢俊“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太幼稚,不懂馬克思主義,須要長期的宣傳教育工作,因此,不贊成組織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26)我認為事實也并非如此。
    事實上,早在1919年9月,李漢俊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的一篇名為《世界思潮之方向》的譯文中說:“譯完了,我還有幾句話說,……人家叫我做民黨叫革命黨,我應該在這一點有切實的打算”。說明他已經有了加入政黨的想法。據此有學者認為這里的“民黨”指的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因此李漢俊是最早提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思想的人。(27)也有學者認為李漢俊所說的“民黨”,并非指共產黨,而是國民黨。(28)我同意后一種觀點。仔細研讀李漢俊文章后我們可以知道,李漢俊文中的意思應該是這樣的,當時有人叫李漢俊加入國民黨,但是李漢俊并不想加入國民黨,因為在他看來國民黨并不是一個有希望的黨,它的現狀令人失望,他想要加入的是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那樣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只是當時中國還沒有那樣的黨。中國革命的情形命他不能去做民黨、革命黨。因為那里只有“政治、權利、聯合、妥協”。而李漢俊“只是平民、民眾、無產階級的一分子。”李漢俊自問“我要個什么。我去取個什么?要誰給呢?管他給不給呢?”很明顯李漢俊要的是社會主義,是向資產階級去要,不管他給不給,都要去要的。(29)
    以后的事實證明就是如此,1920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積極分子會議上,李漢俊和陳獨秀等堅決贊成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同年8月,上海共產黨發起組在漁陽里2號陳獨秀的寓所正式成立。李漢俊是八個發起人之一。李漢俊還為新成立的共產黨起草了一個類似黨綱的文件。舍維廖夫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文中說:“一九二0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的舉行了‘中國積極分子’會議。……會上,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堅決贊成建立中國共產黨。不久,李達、施存統、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們的意見。這樣,上海出現了以陳獨秀為首的共產主義小組。”(30)
    張國燾回憶說:“陳先生(陳獨秀)向我表示,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統等人談過,他們一致表示贊成。” (31)包惠僧也說:“當時上海方面的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和北京方面的李大釗,一致主張成立中國共產黨”。(32)
    此外李漢俊還負責幫助各地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并擔任聯絡工作。1920年夏,他寫信給董必武、張國恩,希望武漢也建立共產黨組織。董必武曾回憶說:“1920年,李漢俊這個從日本歸國的學生,我的馬克思主義老師,在上海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并到武漢來同我商量,我決定參加,并負責籌組黨的湖北支部。”(33)
    四、反對空談,主張知識分子與工人相結合
    也有人說李漢俊不主張立即進行職工會的組織、而要集中力量做學生運動與宣傳工作,(34)主張黨只能進行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能搞實際革命工作。(35)這也同樣不是事實。
    事實上李漢俊是反對空談,主張從事實際工作的。1919年9月,他在《時局怎么樣?》一文中說道:“希望解放和改造的國民!解放和改造,是要從‘努力’和‘奮斗’當中去求,‘冥想’是不中用的。‘依附’是不中用的。‘雷同’是不中用的,拿出不妥協不退讓的精神來。去作‘孤立的奮斗’,拿出‘創造的真精神’來,去作大破壞,大建設的工夫,中國人的生命,才有復活的日子。”(36)
    同時李漢俊積極主張知識分子應該與工人相結合,他認為只有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取得社會革命的勝利。李漢俊在解釋什么叫革命時說:“革命呢?是要將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一切舊來的思想、道德、制度、組織、從根本上推翻完全、在新基礎上。改建社會的運動。這種革命是鼓動知識階級的新思想,和從實際的經濟的壓迫、不得不起的、貧民階級的反抗運動、兩種激流相合時所激發的。”(37)
    不久李漢俊又在《上海最近的罷工風潮》一文中提出:“我尤其希望靠‘腦力的勞動’生活的人,應該大家覺悟到我們的地位和永久的利害,是與‘體力的勞動者’一樣的。我們自身應該從精神上打破‘知識階級’四個字的牢獄,圖‘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一致團結。并且一致努力,對于‘體力勞動者’知識上的開發做工夫,然后社會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38)
    他不僅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1920年春,他在與陳獨秀等籌建黨組織的同時,還積極參加工人運動。4月2日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他和陳獨秀等蒞會祝賀。他還經常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幫助他們辦工人學校,對工人進行教育和組織工作。10月3日,上海機器工會在漁陽里6號外國語學社開發起大會。蒞會80余人,大會有上海共產黨組織成員李中主持,李漢俊和陳獨秀等“惠然來會”,并被聘為名譽會員(39)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這是上海共產黨組織領導下的第一個工會,李漢俊再次到會給予支持。
    1921年2月,上海法租界的電車工人因物價日高,所得工資無法維持最低生活,團結起來要求增加工資,遭到拒絕,遂決定于28日舉行罷工。公司只好答應增加3%,但是過了幾天又將這個許愿取消。工人大憤,于3月3日舉行了大罷工,經過3天多的斗爭,迫使資本家作了讓步,罷工取得了初步勝利。
    李漢俊立即在報紙上發表了《我對于罷工問題的感想》和《法租界電車罷工給我們的教訓》兩篇文章。他向讀者介紹了罷工的原因、經過,以及斗爭的結果,熱情地謳歌了電車工人的斗爭精神。同年12月7日,漢口六七千人力車夫舉行大游行,反對資本家提高租金,經過斗爭,迫使資本家答應了工人的條件。1922年1月3日,李漢俊發表了《漢口人力車夫罷工底教訓》一文。他希望工人不僅應該覺悟到要得到生產關系上的“支配權”,而且要得到政治上的“支配權”。
    李漢俊離開上;氐轿錆h工作后,仍然積極投身到工人運動的火熱斗爭中去。同時鼓勵青年學生號召他們到工人群眾中去,與工人相結合。1922年5月,他應武漢學聯之邀請在漢口舉行的國際勞動紀念會上演講勞工運動史,鼓勵學生投身無產階級運動。1923年初,他對武昌高師社會學系學生說:“我們講社會問題,光講些理論知識,若不與實際相結合,體會是不會深刻的。”(40)他曾對一個叫劉弄潮的學生說:“研究馬克思主義,不能光從這些經典著作里尋找,主要是投身到工人運動中去,做到言行一致。”(41)為此,1923年1月30日晚,李漢俊不顧危險帶領武昌高師歷史社會學系學生任開國等四人赴鄭州參加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李漢俊并不是一個崇尚空談的“學院派”,而是一個積極的革命實踐者。
    五、結 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建黨時期李漢俊的思想無疑是符合當時社會發展潮流和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國情和革命認識的實際狀況的,因為首先李漢俊提出了中國社會正確的發展方向,那就是走俄式社會主義道路;其次李漢俊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道路的手段是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同時李漢俊還提出了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是建立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的方法是知識分子必須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等一整套完整的社會改造思想。
    李漢俊的思想在某些方面還是比較先進,甚至超前的,譬如李漢俊在當時便已清醒地認識到,實行社會主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他曾經說:“現在人之所以提倡社會主義,未必盡是立刻就想實現。如果說你只提倡而不實行是不配講社會主義的、這是不行的。如果他一說就能實行了,那里有說的必要呢?”(42)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在李漢俊的思想中也存在某些不足和消極的因素。譬如他在與陳獨秀、張國燾等中共領導人因對某些問題看法不同,而產生矛盾以后。便對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失去了信心。他在《讀張聞天先生底“中國的亂源及其解決”》一文中,對于張聞天先生關于組織黨的四個必要條件,及對于黨底活動所提意見,表示贊成的同時,轉而又說:“我覺得中國人有五個大毛病不容易組織強有力的團體。中國要組織強有力的團體,非首先把這五大毛病除去不行。所謂五大毛。旱谝痪褪遣乱尚奶,第二就是責任心太薄,第三就是界限不清,第四就是公私混淆,第五就是責任不明。”(43)
    總而言之,我認為從建黨時期從李漢俊的思想來看,李漢俊應該是一個合格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一個相對比較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有著堅定的信仰和完整的構想,不朝三暮四,人云亦云,即使在離開黨的組織以后,仍然在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從事工人運動。以后加在他身上的所謂“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派,中國的經濟派、少數派。”(44)等稱謂都是不正確的,沒有事實根據的,有點上綱上線的味道。

注 釋:
(1)《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論著目錄1949-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漢。骸堆芯狂R克思學說的必要及我們現在入手的方法》,1922年6月6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
(3)1919年9月5日至7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
(4)1919年9月9日至14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
(5)漢。骸稄姳I階級底成立》,1920年5月1日《星期評論48號。
(6)漢。骸段覀內魏问怪袊幕靵y趕快終止?》,1922年1月1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
(7)(8)1922年1月1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
(9)漢。骸蹲x張聞天先生底‘中國亂源及其解決’》,1922年2月2日至5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
(10)漢。骸蹲杂膳u與社會問題》,1920年5月30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
(11)《“一大”前后》,<二>第31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漢。骸稖啒愕纳鐣髁x者底特別的勞動運動意見》,1920年5月16日《星期評論》第50號。
(13)1921年5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1號。
(14)《“一大”前后》,<二>第371頁。
(15)芥川龍之介著《中國游記》,轉引《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6)《“一大”前后》,<二>第177頁。
(17)《“一大”前后》,<二>第286頁。
(18)李人杰:《改造要全部改造》,《建設》第一卷第6號。
(19)同(15)。
(20)1919年10月26日,《星期評論》第21號。
(21)先進:《三益主義》,1920年3月14日《星期評論》。
(22)同(12)。
(23)同(2)。
(24)同(6)。
(25)《世界思潮之方向》,1919年9月5日至7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
(26)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議》,《“一大”前后》<二>第286頁;舍維廖夫:《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大”前后》,<三>第167頁。
(27)田子渝:《我國最早提出建黨思想的是李漢俊》,1990年9月12日《光明日報》;田子渝著《李漢俊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8)葉累:《最早提出建黨思想的是李漢俊嗎?》,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第4期。
(29)1919年9月5日至7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
(30)《“一大”前后》,<三>第156頁。
(31)《“一大”前后》,<二>第138頁。
(32)《一大回憶錄》第24-33頁,知識出版社1980年出版。
(33)《一大回憶錄》第3頁;《“一大”前后》,<二>第292頁。
(34)同(17)。
(35)《“一大”前后》,<三>第137頁。
(36)1919年9月21日,《星期評論》第16號。
(37同(25)。
(38)1919年10月26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
(39)1920年10月6日《民國日報》。
(40)趙春珊《“二七”憶往》。
(41)1981年7月31日,訪問劉弄潮記錄,轉引田子渝著《李漢俊》第119頁,武漢出版社2004年版。
(42)同(12)。
(43)1922年2月6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
(44)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一大”前后》<三>,第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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