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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共上海發起組的幾個爭議問題
徐云根
《上海黨史與黨建》2010年第6期
    中共上海發起組(從前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現又稱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它是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它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歷史上具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有關它成立的時間、主要成員、性質和地位等問題還存在著一些爭議,現將目前尚存爭議的幾個問題做一些簡單評介,以此引起廣大黨史研究者的進一步探討,同時也作為對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90周年的紀念。
    一、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的時間、最初人員和名稱
    關于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的時間,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一些權威黨史書籍大多定為7、8月間。如李新、陳鐵健主編的《偉大的開端》說:“1920年6月,中共上海發起組開始籌建,7、8月間正式成立。”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委員會編的《共產主義小組》說:“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新青年》編輯部(即陳獨秀寓所)成立。”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也說:“(1920年)8月,在中國工業和工人運動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并成為創建全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活動中心。” 這些書籍主要是依據了沈雁冰、張申府、張國燾及鄭佩剛等人的回憶。如張申府在1979年9月的回憶中說:“中國共產黨1920年8月開始創建,地點在上海和北京”。
    隨著上世紀90年代初,中共上海發起組重要成員之一俞秀松日記的發現和發表,逐漸有學者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學者沈海波根據俞秀松日記中的兩條有關記載否定了以往一貫的7、8月成立說,另外他根據張太雷1920年春給共產國際運動書記處的報告及陳望道等人的回憶認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應該成立于1920年5月,他認為1920年5月陳獨秀等人成立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實際上就是黨的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上海小組進行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一個機構,兩者的實質是相同的。 另一學者金立人則認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的時間應該是1920年6月。金立人根據俞秀松日記的記載,同時結合歷史文獻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俄文報告及施存統、陳公培等人的回憶材料,經過認真考證后認為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提出建黨,但是中間經過了一番曲折,直到6月才正式成立。
    日本學者石川禎浩也認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于1920年6月,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說:“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約一年之前的1920年6月中旬——而非通常所認為的1920年7、8月,以陳獨秀、李漢俊、施存統、俞秀松等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來被認為是黨組織雛形的‘社會共產黨’,這個‘社會共產黨’就是黨史上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當然這時的‘社會共產黨’,還是僅具有簡單的綱領、章程的初步組織。” 這一觀點目前已為大多數黨史學者所接受,1999年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1920-1949)已經采用了這一成果。不過這一說法還沒有完全得到中共黨史權威部門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采納。2002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對這一事件的表述是這樣的“1920年6月,他(指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人商議,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并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此后不久,圍繞著是用‘社會黨’還是用‘共產黨’命名的問題,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完全同意。經過醞釀和準備,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陳獨秀為書記。” 它把6月作為創建的開始,最后成立還是沿用了以往的8月說。可見關于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的時間學術界的看法還不盡一致,有待進一步挖掘史料及時間的沉淀。
    由于時間上的不統一,所以對中共上海發起組最初成員的認定也必然產生歧議,《中國共產黨上海史》明確提出了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最初成員有5人,他們是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 《中國共產黨歷史》則籠統地說:“在黨的一大召開之前,先后參加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有: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陳望道、沈玄廬、楊明齋、施存統(后改名施光亮)、李達、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啟漢、袁振英、李中、沈澤民、周佛海等。” 而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則列舉了陳獨秀、李漢俊、施存統、俞秀松等四個人的名字,同時補充說:“后來在最初成員以外,又有陳望道、邵力子、沈玄廬等陳獨秀的友人,以及李達(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周佛海(1920年夏從日本暫時回國)、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員加入”。
    關于中共上海發起成立時的組織名稱,也因為認定成立時間的不同而不同,如果采用6月成立說,那么根據俞秀松1920年6月至7月的日記記載可以確定,當時的組織名稱是“社會共產黨。”這個名稱實際上即可以稱為社會黨,也可以稱為共產黨,如1920年9月1日陳獨秀發表的《對于時局的我見》中幾次把“社會黨”與“吾黨”交替使用。而施存統、陳公培等人的回憶中認為當時稱“共產黨”。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認為1920年8月成立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時的名稱就叫中國共產黨,明顯缺乏史料依據,即使張申府的回憶中也只是說“共產黨”,沒有說“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一詞比較確切的應該最早見之于1920年11月7日出版的《共產黨》月刊,而中國共產黨一詞則見于1920年11月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從陳獨秀的文章可以肯定,使用共產黨或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應該在1920年9月以后。至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共上海發起組、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等名稱都是后人給起,并不是當時就有的。

    二、中共上海發起組與上海革命局的關系
    “革命局”這個組織在以往有關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論著及回憶錄當中都沒有出現過,(其實,此前蘇聯學者指出過中共建黨過程中曾經成立了革命局,但是并沒有引起中國史學界的注意。如卡爾圖諾娃在《對中國工人階級的國際援助》一文中就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革命局”的情況。) 但是,隨著蘇聯解體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原蘇共中央社會主義理論與歷史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的有關檔案資料的開放,《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1卷的翻譯出版,“革命局”一詞開始出現在中國廣大黨史研究者的眼前,從而引起了中國學者對這一中共創建時期重要機構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不過對于這一機構的看法,可謂眾說紛紜,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的觀點。
    當然這里對“革命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海“革命局”與中共上海發起組的關系方面。最早對這一機構進行研究的是學者楊奎松,他根據對俄羅斯公布的有關共產國際的檔案資料的研究后,認為上海“革命局”是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召集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大會,并產生“社會主義者同盟”之后的派生物,也就是后來人們所說的中共上海發起組。 他認為上海革命局就是中共上海發起組,只是站在不同角度的不同稱呼而已,性質是一樣的,當然在時間上有一點前后的過渡。
    學者金立人則提出了與之截然不同的觀點,他否定上海“革命局”與中共上海發起組之間的關系,認為上海“革命局”是“社會主義者同盟”的領導機構,隨著同盟的解散,該機構也就消失了。“中共上海發起組則是中國擁護、追求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獨立自主地建立起來的。” 這是和陳獨秀一貫倡導的獨立自主的建黨宗旨是相符合的。
    另一學者田子渝認為,中共上海發起組與上海“革命局”是兩件事,但它們又有密切的聯系,即:中共上海發起組曾作為上海“革命局”的重要成員,參加了它的全部工作。隨著“社會主義者同盟”的謝幕,上海“革命局”也不復存在,中共上海發起組則于1921年7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
    學者李丹陽和劉建一則經過對共產國際這一組織機構本身的發展演變同時結合大量的檔案資料的研究后,認為上海的“革命局”是直屬于共產國際東亞處的,具體負責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機構,是共產國際在華的一級機關,其他城市的“革命局”是設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機構。隨著“革命局”主要使命的完成和中共的建立,“革命局”也歸于消失。
    筆者經過研究比較后認為上海革命局與中共發起組應該是兩個獨立存在的組織,一個是由維經斯基直接領導,成員相對比較復雜,具有統一戰線同盟性質,而中共上海發起組應該是由陳獨秀負責組建的,是由純粹的共產主義者所組成,當然兩者也是有聯系的,因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部分成員也參與了上海革命局的工作,因此有些工作就很難分清彼此,這也就是造成研究者困擾的原因吧。

    三、中共上海發起組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據有關學者研究, 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后的11年里,國內外都曾把1920年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成立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標志。
    1921年3月,準備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的張太雷在伊爾庫茨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撰寫的一份報告中談到:“我們黨認為自己當前的任務是:(1)進一步加強工會的組織,以此作為中國共產黨發展和建設的基礎;(2)……。” 4月,共產國際遠東部書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視察上海、廣東等地后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情況,稱當時的《新青年》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 5月,張太雷在伊爾庫茨克朝鮮共產黨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發表祝辭說:“我很榮幸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在大會發言。……” 6月,張太雷建議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設立中國支部,其要點為:1)為了處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關系的有關問題,為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互通情報,以及向中共轉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設立中國支部。2)…… 同月,張太雷和楊明齋等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出席共產國際“三大”;張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做報告并參與大會工作機構。 可見在中共一大召開之前,中國人和共產國際都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存在了。
    整個1920年代,中共方面人士在各類報告和文章中,也都認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于1920年。例如,蔡和森1925年底至1926年初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說:“究竟吾黨何時成立呢?何時發起組織呢?仲甫到滬,1920年‘五一’節后,即邀李漢俊、沈玄廬、沈仲九、施存統及一女人來發起組成,……于是于1920年就正式成立了,……這個青年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十月革命與中國工人階級發展的一個產物。” 社會科學研究會1927年1月編印的一份供黨員內部學習使用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策略》小冊子,也說“1920民九年組黨”。 周佛海1927年在《逃出了赤都武漢》中說,他1920年暑假由日本回國,9月在上海加入了共產黨。“我加入共產黨以后,不久就到日本去了。以后共產黨便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長沙、濟南各地組織起來,并在上海出機關月刊,名為《共產黨》。我在這一年的工作,就是在《共產黨》上寫了三四篇文章。” 陳獨秀1929年在《告全黨同志書》中開篇即說:“我自從1920年(民國九年)隨諸同志之后創立本黨以來,……” 鄧中夏1930年也明確談到:“1920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并具體指明:“1920夏,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
    中共方面最早提出黨成立于1921年的,是1930年的李立三,他說:“我們的黨已經從1921年到現在,可以說是九年的歷史”。 其次是1934年的張聞天,他在《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一書中,從中國近代國情講到五四運動,然后簡略提到“于是中國共產黨也在1921年產生了”。 陳潭秋是第一個提出此觀點的出席一大的當事人,他于1936年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雜志用俄文發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提出“中國共產黨在它十五周年紀念的時候”的說法。 毛澤東則于1938年5月在《論持久戰》中明確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 同年6月12日,陜甘寧邊區黨委發出《宣傳大綱》,決定7月1日至7日為“抗戰周年紀念與中共建立十七周年紀念宣傳周”。 1940年7月1日的《新華日報》和7月7日出版的《群眾》雜志第4卷第18期分別發表社論,紀念中共成立十九周年。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說:“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周年”。 這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把7月1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正式確定下來,從此沿用至今。
    對這一重大變化黨內既未說明理由,也從未展開過討論。直到20世紀90年代開始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
    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學者曾長秋,他在1989年發表的《黨史質疑二則》中,提出中國共產黨應是成立于1920年,他認為把1921年7月作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其實這是將黨的代表大會與黨的成立混淆起來了,實際上二者是有區別的,正如第一國際于1864年舉行成立大會,而1865年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團組織也是這樣,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到1922年6月才在廣州召開團的“一大”。中國共產黨的發端,如按歷史的本來面目,應恢復到1920年,而不要把“一大”前的組織稱為本無此名的“共產主義小組”。否則,既宣傳“一大”建黨,又肯定“一大”前有黨員,本身就有邏輯矛盾。應該承認,如果不首先成立黨的組織,也就沒有黨員,更不能產生黨的代表,何來黨的代表大會? 上海“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這個新生事物在東方地平線上出現了。而1921年7月舉行的“一大”,則是黨在組織手續上的完備,即正式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以前陳獨秀擔任書記職務是推定的)。
    學者任全才則根據歷史文獻、有關當事人回憶及一般政黨的特征等幾個方面進行了充分的論述,他認為政黨是社會政治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之一,它具有政治綱領、政治目標、組織機構和組織紀律、領袖集團、開展實際活動等五個有別于一般政治團體的顯著特征。從政黨的這五個特征看,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的黨小組或共產主義小組就是中國共產黨。
    學者謝曉鵬、吳北戰認為,1920年夏,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成立的歷史條件已經具備,她已有了自己的正式名稱——中國共產黨;有了“臨時中央”——上海共產黨組織;有了“臨時中央”書記——陳獨秀;有了機關刊物——《新青年》。隨后,又有了自己的綱領——《中國共產黨宣言》,并積極開展各方面的活動,到中共“一大”前已擁有幾個地方支部和幾十名黨員。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間應在1920年夏(具體日期有待進一步考證),中共“一大”只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并非成立大會。 可見學者們大都認為黨的一大作為中國共產黨誕生日缺乏歷史依據。
    學者洪小夏認為,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后十余年時間里,國內外都以1920年上海共產黨的成立為中共誕生的標志。上海黨作為中共發起組和臨時中央的地位,當時是得到廣泛認可的。共產國際在華工作全權代表利金曾報告他自1921年10月初赴華視察以來的情況說:“共產國際在華工作始于1920年春,……在中國的許多地方都有共產主義小組,與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有組織上的聯系,上海小組被認為是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中央局。”“上海小組具有領導作用,不僅因為它是中心組,而且也因為有陳獨秀同志參加。” 非常遺憾的是后來修改了這個歷史事實,將上海黨降為與各地平行的“小組”地位。究其原因,是與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并成為托派有關?還是為了提高毛澤東黨內地位的需要?不得而知,也無從揣測。
    當然也有許多學者不以為然,提出反對意見的,如學者曹仲彬、李亮認為,上海早期組織成立時的確冠名 “中國共產黨”,但就其性質而言,是一地方黨組織,而非能夠領導地方組織的全國性共產黨組織。1920年上海早期組織的成立并不意味著正式的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建立。
    而學者李三星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一個歷史過程。1920年2月“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醞釀建黨的啟端,1920年夏天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建立是組織上籌建黨的開始,并非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標志。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才宣告了黨的正式成立。
    實際上對中共成立時間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一個標準問題,即以什么標準界定中共的正式成立,問題是這個標準由誰來定。筆者以為只要我們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摒棄非科學、非客觀的傳統思維,平心靜氣,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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