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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成為青年共產國際三大代表的原因探析
張玉菡
《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12輯

    摘要:1922年12月4日至16日,青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劉仁靜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既不是團中央執行委員、又對中國青年運動整體情況并不熟悉的劉仁靜是憑著何種機緣成為團中央派赴“青共三大”的中國代表呢?新公布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大文獻中的相關記錄,反映了團中央在這一問題上的決策過程。劉仁靜能夠出席“青共三大”,主要原因在于:一、赴會最佳人選張太雷陷于黨團事務,無法脫身;二、劉仁靜具有流暢的英語交流能力;三、劉仁靜1921至1922年在黨團內的地位以及時間上的允許是他成為代表的基礎。
    關鍵詞:劉仁靜  青年共產國際三大  團中央  張太雷

    1922年12月4日至16日,青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下文簡稱“青共三大”)在莫斯科召開,劉仁靜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出席了會議。參加“青共三大”,對劉仁靜來說,如同參加中共一大一樣,可以說是人生中的又一大際遇,成為他在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二大后出任團中央委員長的肇端。不過令人不解的是,劉仁靜于1922年9月之前并未在團中央任過職,他是憑著什么樣的機緣成為團中央派赴“青共三大”的中國代表呢?團中央的決策又有著什么樣的過程呢?新公布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大的文獻,為我們解讀這個問題提供了資料。

    一、共產國際四大、“青共三大”及赤色職工國際二大發給中國黨團的會議通知何在
    根據正式會議常規推斷,作為一次國際性會議,一定會給與會者發邀請信或通知等類似信息,有些還會告知與會代表要求或需準備的匯報發言等相關安排。恰如此言,在1921年5月7日《共產黨》第四號上,曾刊出國際青年共產黨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部谷林給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信——“萬國青年共產黨寫給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信”,信中提出“送給諸位以此種選舉一位代表當我們第二次國際會議的邀請,”要求中國青年社會黨 “一定要派一位代表中國的代表,用他的名義發言”,但限于中國青年團的現狀,只能“有發言而無選舉之權,最重要的就是為報告之用”。這實際上是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主辦方給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的一封邀請信,信中還對參會代表提出了條件:一是“你們的代表,最好是能懂得英語”;二是“你們所舉的朋友是你們所熟知,并且相信的,他將完全研究國際青年運動的計劃,有他的實際與理想。”
    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決議“本團加入青年共產國際,承認本團為青年共產國際之一部”。 按照會議常規推測,青年共產國際應該會給作為下屬支部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發來“青共三大”的會議通知,可能是書面信函或電報,鑒于當時的困難環境,也可能采取口頭通知。并且,在此前后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赤色職工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理應也有類似的通知。如果能找到會議通知,就可以知道“青共三大”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出席會議人員提出了什么樣的要求?這對于理解團中央關于赴會代表人選的決策過程肯定有幫助。但遺憾的是,筆者查找了大量公開出版或內部編輯的著作、資料集、張國燾《我的回憶》和達林的《中國回憶錄》,都未找到會議通知,筆者淺陋,特待方家指教。但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在致吳廷康的信”中曾提到:“我很希望9月能到莫斯科一行,但內地工作實在離不開,恐不能如愿。” 似是在說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之事,說明陳獨秀在6月30日之前就得到了要求他參加會議的通知。新公布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1922年5月11日-1923年8月12日)” 中,最早提到委派代表是1922年7月26日。
    二、團中央執委決定“青共三大”中國代表人選的決策過程
    新公布的資料顯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對于赴莫參加“青共三大”的代表人選,并不是一開始就決定委派劉仁靜,而是歷經了一個過程,其間且有不少無奈之處。以下摘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1922年5月11日-1923年8月12日)”相關決議:
    第十四次會議
    一九二二,七,廿六,于上海
    列席委員:秀松  春木  尚德  和森  存統
    2、議決委派張春木、羅章龍二人為國際少年共產團第三次會議代表。
    第十六次會議
    九月二日于上海
    到者——高,蔡,俞,張,方,陳(C.P.)
    主席——高
    (一)議日[事]程序 (2)赴莫代表。
    (二)決定事項如下:
    2、舉定張春木同志為赴莫代表,并〇〇、大林、秋白、士奇、羅覺、述之 等同志出席國際大會發言權代表證書。
    3、改選秀松同志為E.C. 書記,并決定將E.C.在上海,并擴大其事務分配如下:
    書記——秀松,經濟委員——大時,先驅編輯——存統,駐京特派員——仁靜,注粵特派員——尚德和菊坡。(大時、仁靜經通告后二星期內如無反對即任命為E.C.委員)
    第十七次會議
    一九二二年,九,八,上午于上海
    列席委員:和森,春木,尚德,存統,仲甫(C.P.),秀松。
    主席——秀松
    (一)議事程序:
    4、報告——改推劉仁靜為赴莫代表。
    (二)議決事項如下:
    1、E.C.不必擴大,大時、仁靜取消加入,不再通告各地方團。
    6:主席報告:前次會議決派春木同志[為]赴莫代表,現因別種關系,春木同志不能去莫,所以已由前書記尚德同志向各委員接洽,改派劉仁靜同志赴莫為代表。前次派春木赴莫決議正式收回取消。
    第十八次會議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于上海
    列席者   尚德 國昌 和森 秀松 仲甫(C.P.)
    派赴國際會議代表問題
    主席報告:本團此次派赴國際大會代表,前次會議已報告改派劉仁靜同志了。今天所以再提出復議,因為前天高麗同志曹勛特來訪問這事,他對于我們這樣派選代表極不以為然。其理由很長:(一)派選參與國際大會代表理應由全國大會選出,不然,也須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去;(二)要熟悉中國的青年運動情形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人,因為有許多事都極秘密而為外人所不得知道的;(三)這種代表須有青年運動的經驗,中央執行委員的經驗無論如何要比別的人充足些;(四)如其這次代表不是中央執行委員去,青年國際大會是不能十分信任,關于中國此后一切青年運動的計劃和方針都不能確定,這是關于中國青年運動前途。他根據這些意見極希望我們派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人去。他這次談話,首先表明他以同志的資格不以國際代表的資格說話的。這次談話,方國昌同志也在內。我們都認他的話很有理,而且我們這次派選代表也太不鄭重了,所以那天我們就允許召集會議,再由中央派選一委員。
    主席報告后,大家認曹勛同志的理由很充足,我們這件事因為受了C.P.的連牽,將春木同志改派劉仁靜同志。但討論結束,決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派遣一人赴會。
    和森同志提議派方國昌同志為代表,全體委員同意;但國昌同志以病相辭,另推秀松同志為代表。雙方商議久而未決,和森同志說國昌同志如果堅不承認代表,那今天的議案只可取消了。因為中央五個委員中有三人在C.P.派定有事,而秀松同志任上海S.Y.的事不能離去,而且已經去過的;現在方國昌同志可以去而又因病不去。
    討論結果:眾推方國昌同志去,方同志以病堅辭,只得將這提議案取消。
    (二)向青年國際大會的提議
    關于本團進行的計劃,根據廣州大會所決定的報告。
    此外尚須正式向國際大會提議經濟問題。
    速去信催劉仁靜同志來滬,商議一切,預備赴俄。
    第十九次會議
    一九二二年九月廿四日晚于上海
    列席者:委員——方國昌,高尚德,秀松。
    C.P.代表——仲甫。
    決議事項:
    (一)方國昌同志起草本團致青年共產國際的報告,即須〔須〕寄到北京,由劉仁靜同志帶去。
    根據上述會議記錄,結合初擬赴莫代表1922年的實際狀況,可以對團中央在此問題上的決策過程作一推斷:依照青共國際二大邀請信中的要求和高麗同志曹勛的意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赴莫代表,最好是熟悉中國青年運動整體情況、有青年運動經驗、能夠用英語作會議交流的人。這樣的人選當然只有在團中央執行委員中才有。而英語好、既是中國團中央執行委員又在青共國際二大上當選為青共國際執行委員的張太雷自然是最恰當的人選,所以1922年7月26日和9月2日擬訂名單中都有張太雷。7月26日擬訂名單中還有羅章龍,羅章龍在中共一大后一直在北方從事工人運動,1922年8月起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支部書記,1922年下半年正忙于長辛店、開灤煤礦等處工人罷工,顯然沒有時間,因此9月2日名單刪掉了羅章龍。同日決議中給予參會發言權資格的瞿秋白、卜士奇、羅亦農、彭述之4人當時都在莫斯科,達林為青共國際派駐中國代表,〇〇意味著可能還有一人尚未決定。同日劉仁靜被任命為駐京特派員,且被通告各地方團任命為E.C.委員。此時劉仁靜可能就已經被納入赴莫開會的考慮人選。8日決議中,劉仁靜被取消加入E.C,但由于張太雷被黨中央派定事情,不得脫身,因此被任命為代替張太雷赴莫參會的正式代表。

    三、劉仁靜成為“青共三大”代表的原因
    既沒有在團中央工作過,又不是團中央執行委員,對中國青年運動整體情況并不熟悉的劉仁靜為何會被團中央委派為“青共三大”代表呢?筆者以為:
    第一,最佳赴莫人選張太雷此時忙于共產國際代表翻譯、黨團事務等各項工作,無法抽身前往。
    1922年的張太雷的確承擔著諸項黨團工作。1、擔負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助手和翻譯工作。張太雷自1921年下半年從蘇俄回國后就擔任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助手和翻譯,一直陪伴馬林左右。1922年4月,馬林返回莫斯科匯報工作。青年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達林則于3月抵達,張太雷又擔負達林的助手和翻譯,陪同北上北京、南下廣州參加5月5日-10日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8月12日,馬林從莫斯科返回中國后,張又繼續擔任馬林的助手和翻譯。2、擔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籌備、起草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主持會議等工作,并在會上被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3、接受陳獨秀的任命,擔負改組、整頓廣東黨、團組織工作。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大在廣州召開前后,廣東的形勢已經比較復雜,主政廣東的陳炯明和孫中山發生矛盾,6月16日,終于發生陳炯明炮轟總統府事件。在此前后,廣東地方黨團組織和陳炯明往來密切,違背了中央擁孫反陳的政策。陳獨秀發現這一問題后,決心改組廣東黨、團組織。團一大后,張太雷被派駐廣州,幫助廣東團的改組工作。 6月10日,張太雷在給團中央的信中說:“廣東事還待中局來后方有把握,不然很可悲觀。” ○116月30日又報告:“廣州自此次政變以來,諸事消沉得很。青年團改組后重登記者有四百多,我們團員學生居多,學校因政變提前放假,團員多回家,所以應﹝影﹞響我們的改組甚大。”“群報仍為陳之機關報,要改組費我一人之力能辦到”,且“經費困極,我已代負三四百元之債務。” ○12廣東政變后,黨團中央處分了廣東黨團領導人,加上陳炯明對共產黨活動的禁止,廣東黨團組織一度陷于癱瘓狀態。張太雷于七、八兩月趕回上海參加中共二大和西湖會議后,9月8日被團中央派往廣東調查該區各地方團情形并監督改組整頓。9月24日團中央執委會會議記錄記載:“委員春木同志從廣州來信報告,那邊團體業已改組,執行委員會已選出,羅綺園同志為書記。廣州同志尚有三百人,佛山仍有千余人,潮州、梧州已消滅,其他尚須調查。最后并請中央即照前次決議津貼廣州的經費寄去。”○1310月14日,張太雷應在此之前回到上海,他在該晚團中央執委會上報告了廣州地方團的情形。4、七、八兩月趕回上海參加中共二大和西湖會議。
    總體來看,擔負國際代表翻譯工作應該是張太雷無法赴莫參會的主要原因,可以說,在1921年、1922年的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內,除了張太雷外,沒有更合適的人選來挑起共產國際代表翻譯的擔子。另外,廣東黨團的改組、整頓工作也是牽絆張太雷無法脫身的重要原因。

    第二,劉仁靜的英語交流能力是他代替張太雷成為“青共三大”代表的主要原因。
    在中共參與國際事務的早期舞臺上,語言交流的確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正如上文所述,“青共二大”對赴會代表的英文能力提出了明確要求,團中央在選派“青共三大”代表時自然首先要考慮這一問題。劉仁靜1914年進入英國教會辦的Wesley College (博文書院),學習英文兩年,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基礎。1920年升入北京大學本科時是哲學系,但不久就轉為英文系。在北大時期,劉仁靜已能自行閱讀英文的馬克思主義著作。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時,他曾擔任馬林和尼克爾斯基的英文翻譯,充分顯示了較高水平的英語交流能力。考慮1922年在國內的黨團員,能具備這樣水平英語交流能力的人并沒有幾個,在張太雷不能赴會的前提下,劉仁靜自然成為合適的替補人選。據9月8日會議記錄推斷,可能是高尚德推薦了劉仁靜。高與劉曾同為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成員,對劉仁靜比較了解。9月16日會議記錄也表明劉仁靜所具備的英語交流能力在他成為赴莫代表這一問題上的重要性。會議記錄反映,14日來訪的高麗同志曹勛的意見表明,僅僅委派劉仁靜一人參加“青共三大”是令人無法滿意的。對照曹勛的意見,劉仁靜既不是團中央執行委員,又對中國青年運動整體情況并不熟悉,因此“他對于我們這樣派選代表極不以為然”。但團中央并沒有因此考慮否決劉仁靜,而是“決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派遣一人赴會”,這句話說明劉仁靜所具備的英語交流能力決定了劉此時已成為必須參會的人選。其他四名團中央執行委員,無論誰去,都不可能像張太雷一樣,能直接用英語交流,都必須借助劉仁靜作翻譯。事實上,在共產國際四大上,劉仁靜代替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言,主要原因也在于英語表達能力。晚年,他在回憶參加共產國際四大時說:“我們在大會的發言是由我講的,而不是由中共代表團長陳獨秀講的。這是因為要在大會上發言就必須使用大會規定的英、俄、德、法,四種歐洲語言中的一種,而陳獨秀雖懂英文,但還不能以之來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至于瞿秋白雖能用俄文發言,卻又不是正式代表,在大會上沒有發言權。這樣,在大會上發言的任務就落在我的肩上。” ○14而他只準備了一個英文提綱就上臺去講了,由此可見他能夠自如地使用英語發言,足見其英語表達能力不下于張太雷。這件事也說明外語交流能力對于初創的中國共產黨踏上國際舞臺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在張太雷不能成行的情況下,赴莫代表比較理想的安排,應是派遣劉仁靜和一名團中央執行委員。但其他四名執行委員,蔡和森和高尚德在中共二大上被選為黨中央執行委員,忙于黨務事,沒有時間,以致于10月30日辭掉了團中央職務。俞秀松負責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事情,也脫不開身,況且俞秀松已經去過莫斯科,團中央希望派遣沒有去過的人去。而唯一可以去的團中央執行委員施存統卻由于身體有病,堅辭不去。施存統生病是實情,8月15日會議記錄中記載:“(7)準存統辭書記職,改選委員高尚德為書記。(8)委員存統因病請假,議決準其請假三個月,從八月五日算起。在此假期中,所遺委員職務,由候補委員馮菊坡代理。”施存統晚年曾回憶他此時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癥。但此后的會議記錄卻顯示,施存統并沒有休息,參加了直到1923年8月12日的團中央執委會的所有會議,這說明當時團中央的確非常缺人手。在這種情況下,僅派劉仁靜一人前往與會雖然差強人意,但也只能是無奈的選擇了。
    第三,劉仁靜1921至1922年在黨團內的地位以及時間上的允許是他成為代表的基礎。
    劉仁靜1920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京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北京黨團組織的活躍人物之一,以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理論鉆研和對馬克思主義滔滔不絕的逢人宣講而著稱,與鄧中夏和張國燾共列“北大三杰”,人稱“小馬克思”。1921年7月,劉與張國燾一起作為北京早期黨組織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8月至10月,留在上海協助李達搞宣傳,籌辦人民出版社。10月,受命到北方組織出席遠東會議的代表。先到濟南,找到王盡美、鄧恩銘等人交代了任務后,同月19日回到北京,11月回上海復命。12月,正式回到北京,參加北京地方團的工作,策劃于1922年1月15日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殉難三周年時出版《先驅》。在李大釗、鄧中夏的支持下,劉仁靜自己寫稿、組稿、排版、校對,《先驅》作為北京團地委機關刊物如期出版,但出到第3期時就被北洋軍閥政府封掉。第4期起,《先驅》遷到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由于身體不適,1922年2月劉仁靜回湖北老家養病。○15此間,他寫作了《我們紀念馬克斯的意義》和《俄國革命之馬克斯主義的基礎》,1922年5月5日發表在《晨報》副刊上。不知他何時返回北京,但8月20日《民權運動大同盟將成立》的活動通告顯示,他被推為同盟的籌備員,起草章程,說明此時他人已經在北京。○169月24日,他和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蔡和森等14人一起具名發布了《為陳獨秀君募集訟費啟事》,也表明了他在黨團內的地位。顯然,此時的劉仁靜歸屬北京地方團組織,但并沒有特定的職務牽扯,因此完全有時間到莫斯科去參加會議。
    根據團中央執委會會議記錄,陳獨秀應該在參加完1922年9月24日召開的第19次會議后趕赴北京○17。多年后,劉仁靜回憶:“陳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從上海來到北京,在中老胡同何夢雄處和我見了面。他正式通知我: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青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和赤色職工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等三個世界規模的大會即將在莫斯科召開,黨決定派他、團決定派我、工會決定派王俊去出席者三個大會。” ○18不久,劉仁靜把施存統起草的給青年共產國際的報告藏好,和陳獨秀、王俊一起化裝成商人,匆匆踏上了奔赴莫斯科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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